公元1970年的农历正月十六。我们一家人终于无法回避地迎来即将忍痛分离的那一刻。
按说，春节假期已过，每个人回归生活原点实属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对于我们这个非正常家庭来说那一刻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大年初十刚过，母亲脸上一度绽开的笑模样就悄悄地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焦灼、忧戚与不安。只见她坐在炕头默默地一会儿瞟上一眼淑峰姐，一会儿又瞥上一眼贵章哥，满眼都是疼爱与不舍。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自卷的旱烟，不大的屋子里让她抽得烟雾缭绕。自打初三以来农场各分队和附近农村的秧歌队就开始左一拔又一拨地拜年了。最初几天姐姐用胳膊挎着母亲还跟着看了好几场。可一过了初十她说什么都不再去看秧歌了。其实，此时母亲的内心只装着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女儿淑峰和我的三儿贵章就要离我而去讨他（她）们自个儿的生活了，从此天各一方我这当妈的再也不能为孩子做点什么了。一想到这些，她就会在心中暗暗流泪，甚至长时间地深深陷在这种情绪中不能自拔……
然而，时间向来都是最无情的“杀手”。它的脚步即便是伟大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恐怕也是阻挡不了的。这不，该来的那一刻终于还是如期而至了。
正月十六上午8点刚过，淑峰姐在苏可屯新结识的两位“闺蜜”陈桂兰和张亚琴，早早地就来我家给淑峰姐饯行了。她俩给姐姐带来了新炒的“瓜籽”和“苞米花”。正所谓“瓜籽不饱暖人心”。这些看似不很金贵的东西却代表了她们最真诚的心。
出发的时间到了。因为从苏可到树北小火车站需要走行3.5个小时，再不出发就来不及了。这时，继父也从队部赶回来送行了。所有的人都站在我家房后的路口跟姐姐和三哥握手话别。姐姐还是穿着那身黄军装，系着那条鲜艳的红围脖，在瑟瑟寒风中显得淡雅而清丽。三哥外穿一件母亲新改的蓝色二棉袄，头戴一顶黄色棉军帽，走起路来板板的很有男人气概。
母亲是最后一个跟姐姐和哥哥话别的。这位一向刚强很少在人们面前掉泪的女人，今天好像无论如何都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只见她用双手把淑峰姐和贵章哥久久地揽在怀里，三个人相拥而泣。良久，但见她猛地将两个孩子往外一推转身连头也不回地就快步走回了屋里……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尤其是身处那样一个极左的政治年代，“生离之痛”简直如影随形每时每刻都可能降临到某家某人头上。话说到这里，有的读者不禁要问，难道你的哥哥姐姐怎么就不体量母亲的感受而非要用“生离之苦”灼伤她的心呢？下面，仅就这个关乎人性的话题，我想多说一点它的“不可规避性”：
当1969年母亲带着我们哥仨随继父下放镇赉苏可农场时，贵章哥还是一个只有15岁的少年。别说他与继父脾性不合才拒绝随继父迁居镇赉，那只是他文过饰非的一个借口。他宁肯死活守着吉林老宅靠捡“煤核”维生也不愿随母亲前往镇赉的本因是打骨子里反感母亲为什么要给他找回个继父来？在他看来，让一个陈姓后人去吃于某人的“嗟来之食”他觉得那是莫大的耻辱。就为这他宁愿在吉林冻饿而死，也坚决不肯去镇赉把嘴巴搭在别人锅沿上。
淑峰姐返吉重走“知青上山下乡路”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人生选择。表面看来，姐姐离开苏可像是厌恶镇赉的生存环境，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媒妁所迫”。否则的话这位孝女你就是打死她都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母亲的。
当时，淑峰姐在苏可农场众多女孩中的“颜值”和“才艺”都是出类拔萃的。而首先动了这份心思的人就是苏可分场书记祝金山的大公子。咱先不说祝公子品行如何，单就外表形象而言就很不般配。当时他是张家园子场部修配厂的一名修理工，长得既矮又黑又胖。他之所以敢打淑峰姐的主意，主要还是借重他父亲手中的权势以及我继父在政治上矮人一等的“人权状况”。正在“媒人”相继登门之时，不乏智慧的母亲果断给淑峰姐使出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计谋，漂亮地玩了一出“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把戏，才巧妙摆脱了来自不同渠道的“媒妁纠缠”。正因如此，所以元宵节一过，淑峰姐和贵章哥才踏上了返回吉林的归途。而后，贵章哥回江城市六中继续读书；淑峰姐则打点行装前往磐石明城公社明城大队重新踏上“知青上山下乡之路”……
自打我家“婉拒”了祝氏“求亲”之后，我们整个家庭就象掉进“冰窖”一般。一向擅权的祝书记使尽浑身解数实施了对我家的多维打压。他首先是不再让母亲为他“无偿美发”了；其次是让分场管理层人员孤立继父，并在劳动中尽给身体多病的继父派脏活、累活；再次是在暗中挑拨一些跟母亲走动较多的老姐妹断绝跟母亲来往；最后是让祝家子女在学校对我三兄弟动不动就恐吓、围殴，制造孤立氛围。由此可见，我们整个家庭在苏可屯的“人权状况”已经恶化到几乎不能再恶化的程度。
1970年“五.一劳动节”当天。正当苏可分场200余名干部职工在分场大礼堂举行“欢渡五.一联欢大会”之时，一挂马拉胶皮大车已经装满箱柜行李和锅碗瓢盆正准备动身搬往南距苏可20里地的大屯公社腰杭乃大队。让我们一家人禁若寒蝉的是，当时整个屯子竟无一人出来为我们送行。我们这个家就像一盆脏水似的被悄无声息地就给泼掉了。
毫不夸张地说，这次搬迁既是农场对我继父及其家人的第二次“政治流放”，也是苏可政客祝某人对我们这个“污点家庭”的挟私报复。倘若继父和母亲顺从地答应跟祝家结亲，那么祝书记是绝对不可能让我们这个五口之家从苏可“扫地出门”的。但人生往往是不容假设的。反过来讲，我们全家人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可能以牺牲淑峰姐一生幸福为代价去换取那令人屈辱和丧失做人尊严的幸福的！
好巧啊！这次赶车帮我们往腰杭搬家的“车把式”还是山东诸城人牛二宝。据二宝讲农场这次下放走“五.七道路”的总共有9户，其中苏可分场只我家1户。说白了，我家是祝某人必欲从苏可一脚踢开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马车在乡间泥泞返浆的土路上一路颠簸地向前行进着。天空中还不时地洒下一点毛毛细雨。乡路两旁的草甸上，小草刚刚发出毛茸茸的嫩芽。农田里还不时能看到手扬“刨锹”刨茬子的农民在田间挥汗如雨……
“腰杭乃”，一个按蒙族称谓命名的村落。在这个屯子的西边是才力、包头、铁力等纯蒙族村屯。该村是大屯公社与东方红国营农场（前身即老改农场十分场后划归省属农场）交界处的一个农村大队。它南距大屯公社18华里；西距模模格30华里；北距苏可屯20华里；东距张家园子农场8华里。腰杭大队辖腰杭、小岗子、兰家堡三个自然屯，人口2300口。是大屯公社一个最贫穷的大队。不仅人均耕地在全公社排名靠后，且土地贫脊，粮食亩产量偏低，没有可供发展副业经济的天然泡沼。由于综上因素制约，故整个腰杭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从未打过经济上的翻身仗，百姓生活始终处在贫困边缘。
腰杭乃呈东西狭长走向，西高东低。大队部建在屯子的中央部位，相应建有学校、供销社、卫生所等村内公共设施。
当牛二宝的马车跃上腰杭乃岗丘北坡，经过大队部向屯西赵剑家驶去的时候，时任大队书记张君、大队长王占景山、会计赵剑等村内头面人物早已提前坐在赵剑家的热炕上等候了。几个人一边手端杯臂上印有“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字样的搪瓷缸大口大口呷着用“茶叶沫子”沏得很浓很浓”的红茶，一边高谈阔论着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时任大队书记张君，年约50左右岁，高个头，中等偏胖身材，生着一脸连鬓胡茬，谈吐掷地有声，是位行事作派一向沉稳之人。此人心地善良，极富同情心；大队长王景山，兰家堡人，年约40岁，长有一张“挖苦脸”，说话略带阴阳怪气，总是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大队会计赵剑，40多岁，身材瘦矮，足智多谋，精明练达，人送外号“铁算盘”。
两天前，继父在前往大屯公社书记郝俊丰衔接下放报到事宜时，腰杭大队的张君书记就已经向郝书记汇报了我家入住腰杭之后的安置方案。即先借住大队会计赵创家西屋，两家共用一厨。待上秋后再另行择地建房安厝新家。随后，继父还跟张君书记一道前往赵剑家商谈了有关搬家的具体事宜。
一路颠跑的马车没用多大功夫便驶进了大队会计赵剑家的院落。那是三间新建不久的“干打垒”土坯房，院子东西两厢对称建有两处下屋。院落正前方右侧是一方菜园，在院子南西墙的拐角处依次建有猪圈和鸡舍。整个院子整齐、干净、宽敞、利落。在院子的正中央有一棵老榆树。有多只鸡鸭鹅正在树下“唧唧呱呱”地嬉戏觅食……
就在牛二宝把马车从拉开的院门倒进赵剑家的院落时，大队张君书记、队长王景山和赵剑及内弟宋宝玉等人都从屋里迎出来热情地与继父和母亲客套地打着招呼。只听张君书记满怀愧疚地跟我母亲说：
“老嫂子，俺腰杭这疙瘩条件差，你就和孩子先将就着住吧！日后有啥难事大队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张君书记一番真挚感人的话，让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只听母亲哽咽着回了一句：
“谢谢张书记！我们让大家操心啦！”
搬家的事安顿好后，我们的新生活就算从这一天开始掀开了全新的一页。人生大凡在顺境时往往都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文词来加以形容。然而，恰在那一时间节点我们一家人的心境却犹如打翻了“醋瓶子”，内心一直是酸楚?杂着苦涩……
跟所有的乔迁之家一样，每出现一次迁徙都必然牵涉孩子的转学、入学问题。好在那个年代城乡教育还不是以“考试论英雄”的时代，也不存在“择校”一说，全国都是一个模式的“九年一贯制”。学籍的转出、转入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腰杭小学的老校园就在大队部的东院。共有一至五个教学班。记得搬到腰杭的第二天母亲就把我们哥仨送去学校插班入学了。我因学习还不错被直接插到了邢福山担任班主任的五年班；老五去了三年班、老六去了一年班。
腰杭小学的校长名叫王斌。是一位55岁的老资历教学管理者。他治教严谨，忠于职守，从不徇私。在整个大屯公社享有超高的“口碑度”。此外，我现在依稀能记住名字的老师还有王忠义、刘超、满文权、李淑珍、季景义、毕兴玉老师。他（她）们个顶个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优秀教育工作者。
站在地缘和空间角度回望审视我家从苏可屯到腰杭乃的那次迁徙，似乎无异于人生驿站上的一次短暂“驻泊”。但若站在当时社会政治角度加以解析，这次近在咫尺的迁居实质上就是农场对我继父在政治上的“二次流放”。此外，由农“场”变农“村”虽说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内涵”上却存在着天大的“落差”。说白了，这就好比把我们这个飘摇在时代政治风雨中的“破落之家”又进一步推向了人生的“无底洞”。其“落差”主要有三：
其一，由“场”到“村”是一次人类从中级族群向低级族群的“滑落”。在此，我首先恭请各位读者原谅我用当代价值观品评那段过往历史的不公。因为我并非有意贬损中国农民群体，而只是想再现那段历史的客观情势和一家人的真实心态而已。大家知道，“环境和教育”历来是改造人的通用手段。苏可农场的人由于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且人均受教育程度要比腰杭农民绝对高出很大一截，故人际环境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也必然会存在差异性。要不然的话，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或许就不能成为国内外广大专家学者所追捧的一门现代科学了。再者，苏可农场的干部职工乃至家属群体具有鲜明的主人翁情怀和集体主义精神特征；而腰杭农民群体在意志层面则相对松散，看不到高度的统一性和主观能动性。说得直白些，就是政治、组织和纪律性的综合修为程度不高。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家人就犹如悬在落入万丈深渊的半空既摸不到边，也看不到底儿。进入每个人眼中的没有热情、温暖与垂怜；有的只是白眼、冷漠与唾弃。让我们一家人真真切切地领教了什么叫“落辔凤凰不如鸡”的滋味了。
话说到这里，我想通过在初到腰杭时发生在俺家老五、老六身上的两件事来印证一下腰杭人在对待我们这个“二次下放家庭”的极端排外立场和情绪：
第一件是“俺家老五从树上掉下摔断腿的事”。那是1970年6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时41岁的母亲已是2个月的妊娠之身了。我和老六正在大队会计赵剑家的西屋“叽叽歪歪”地下着军棋。忽然传来东屋赵剑老伴开着房门，扯着“公鸭嗓”大声骂道：
“妈了个逼的！你是哪家的死孩崽子！快马溜地给我下来！”她一边骂着，还一边拎着烧火棍冲到院中央的大榆树下。
我只知道赵剑的老婆姓宋，叫啥名不记得了。不到40岁的年纪，是个颇有几分姿色，行事泼辣霸气的女人。别看赵剑在大队吆三喝四，人五人六的，回家见了老婆就“鼠眯”。听到赵剑老婆在院里这一通恶骂，母亲和我与久章都不约而同地趴着窗台向外看去。这时，只见一个人影从院中大榆树上掉了下来，随后就听见传来“妈呀妈呀”嘶心裂肺般的俺家老五的哭叫声……
当我们一起从屋内跑到大榆树下的时候，只见老五正在地上抱着腿疼得满地打滚。看到老五摔成这般模样，赵剑老婆一看惹了祸赶忙跟我母亲假惺惺地赔着不是说：
“老嫂子，你别生气！俺以为是外头谁家的野孩子来够榆叶钱，真没想到是你家老五哇！”
此时，也不知是汗流面颊，还是泪洒衣衫，老五衣服的前大襟竟湿了一大片。身子倒是立起来了，但只能单腿蹦。直到这时母亲才预感到老五的左腿可能是真的摔断了。见此情景，母亲吩咐我赶紧去大队部通知继父找人套车去医院。
大约10分钟后，继父和赵剑一起赶了回来。不大一会儿，由腰杭三队我同学沈洪昌的父亲赶着一辆二马车来到了赵剑家。于是我和继父等把老五抬上车迅速朝莫莫格卫生院跑去……
在此过程中，我曾一度对赵剑心存两个不满：一是赵剑明知老婆吼骂是导致老五从树上掉下摔断腿的主要原因，但他却佯装不知，扁屁未放；二是赵剑本应主动提出随车前往莫莫格并承担医疗费，但他却故作傻态，漠然处之。此事若放在今天，试问他赵剑还敢如此不负责任吗？由此可见，是当时的人为政治情势无形中把某些人的人性变得丑陋不堪了。
第二件是“俺家老六在学校随口一句妄言竟被无限上纲的事。”那是1971年10月上旬的一天，正在腰杭小学二年级读书的老六久章，不知为何竟口出妄言说了“林彪是毛主席的儿子”一句话而在腰杭学校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林彪叛逃事件刚发生不久，人们“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根弦都崩得老紧了。稍有蛛丝马迹或风吹草动，大伙就会风声鹤唳，如临大敌。
此事若放在今天，一个口无遮拦，不谙世事的小学二年级学生随口这么一说，任何人都不会大惊小怪。但那时却被看成是相当严重的政治事件，并被某位“有心人”无限上纲汇报给了大队长王景山。当时王景山因嫉妒我继父跟张君书记走得近正苦于找不到整我继父的理由，所以他才故意拿这件事借题发挥做起了文章。对于这件事，他给出的理解是：陈久章虽是个不懂政治的小孩，但不代表他身后的大人不懂。林彪叛逃刚摔死在温都尔汗，孩子为啥就能说出这种话？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随后，学校抓住这件事开始在学校掀起了谩骂、孤立久章的风潮。弄得老六久章整日哭哭啼啼，甚至连学都不想上了。当时继父和张君书记正在长春出差办事。万般无奈之下，母亲让我给在长春的张书记和继父发了一封电报，请求张书记救救孩子。此事后经张书记干预，最后终得圆满解决。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得以纠正。这一事例再一次证明，腰杭乃人打着阶级斗争晃子，干欺生排外这类恶事要远比苏可人更胜一筹。
其二，由苏可迁居腰杭致使我家的生活条件“一落千丈”。自劳改农场十分场划归省属农场后，新更名的“东方红国营农场”仍是拥有5000职工的省属最大谷物农场。从精神文明建设层面看，农场有自成体系的“农场精神”、“农场理念”和“农场文化”；从物质文明建设层面看，农场职工人人都有国企职工身份，月月拿工资，过着旱涝保收，衣食无忧的生活。仅凭这两大优势，即足可让周边农村人眼馋得犹如“水中望月”一般。在周围农村人眼里，农场人的身价是绝对高人一等的。
当时农村姑娘都从内心渴望到农场找对象结婚。因此缘故，一些颜值不错的姑娘只要能进农场她们宁愿自降身价也在所不惜。例如，腰杭大队张君书记三女儿嫁与苏可许言信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为这桩婚姻作媒的是我的母亲。退一步说，假如许言信不是农场职工，那么他就是给张三姑娘过再多的彩礼人家也不可能嫁给他。正因为许言信有着让张三姑娘羡慕不已的国企职工身份，所以他才轻松抱得美人归。由此可见，当时农场小伙在周边农村求偶的遴选空间可谓是相当广阔的。只要你不是呆子、傻子，就不愁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好媳妇。
其三，由苏可“农场人”变为腰杭“农村人”是我家生活方式的一次颠覆性“蜕变”。1970年当我家从苏可搬去腰杭时，我还是一位不谙世事的12岁的少年。当时的我就好比鲁迅笔下的“闰土”，自然对那次迁徙带来的改变没有太多太深的体会和认知。然而，待如今本人用现代价值观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便很自然地就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这次迁徙是我家“食住”由苏可农场的“供给型”一下改变为腰杭农村的“自食其力型”。在苏可我家住的是两间公房；烧的是分场分配的麦秸；吃的是农场配给的自磨面粉和小米。相比之下，在腰杭住的是我家自掏腰包所建三间“干打垒”；吃的是以粗粮为主（玉米面和高粮米）的“红粮本”，且细粮和食用油极少；烧的是用大小耙在草甸上自己所搂的“柴禾”。期间，还有一点让我们更难忘怀，即每到夜幕降临时都得靠点亮带灯罩的“煤油灯”或简易的“油捻灯”照明。
总而言之，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那段生活带给我们的既有政治上的压抑；也有精神上的苦闷；既有人际关系上的疏离；也有生活上的苦痛。堪称人世间欲置我家于生存绝境的“政治、精神、生活、人性”四座大山已经一齐压到我们的头上……
还记得初到腰杭那段日子，继父经常“借酒浇愁”。一次，当他听到从莫莫格刚接完断腿住了三天医院就回家卧炕慢养的老五又忍不住疼痛发出“呻吟之声”时，他突然把端着的酒杯一扬手掼到躺在炕梢的老五身上，随之破口骂道：
“妈个巴子的！你要是再他妈的哼哼，我就把你扔到外头去！”
我的母亲一向是特护孩子的。她的“底线”是我的孩子你咋骂都行，但就是不能打。只要动手我就拼命。面对此情此景，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挺着微有显怀的身子走到继父跟前，一把抓起饭桌上的玻璃酒壶狠狠地摔到地上。见此情景，脾气火爆的继父也不甘示弱。只见他一欠屁股蹦到地上一下摁倒母亲“啪啪”地给了两撇子。此时久章没在屋里，我一看母亲吃了亏，猛地扑到继父后背上，用手死死扳住他的右胳膊使其无法挥手揍我妈。这时老五不知怎么弄的也从炕上滚掉了地上捧着带夹板的伤腿在那哭。
大约僵持了一分钟，气急败坏的继父总算冷静下来。但母亲仍旧不依不饶地躺在地上撒泼，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继父说非要把怀着的孩子打掉……
甭管母亲说的是真是假，这一招儿还真把继父给震乎住了。只见他从地上站起身先把老五给抱上了炕，随后又嬉皮笑脸地来扶我母亲了。但见母亲把他的手使劲一扒拉，随之骂了一句：“你可快给我滚犊子吧！”
这场突发的矛盾由于冲突双方的努力克制，转瞬之间就风平浪静了……
时至今天，我的母亲已因病去世整整35年了。但在我的记忆里，她慈爱的音容笑貌和平凡而又伟大的身影却犹如一座丰碑永远耸立在我的心间。
她没有读过一天书，可怜得连自己“杨素琴”三个字都不会写，但她虑事却总能居高望远，甚至能让毕业于“伪满国高”的王彩萍（母亲理发店同事）望尘莫及：
首先，她能够做到不管自己吃多少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必须让孩子有书读。
其次，她能够做到“先孩子之忧而忧”。为了孩子她可以豁出一切，割舍一切，放弃一切。例如，1979年当我家时处“吃糠咽菜”的低谷时期，一位领导出于好心给我母亲介绍了一位名叫刘清水的抗美援朝“老荣军”，且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我的母亲为了实现把3个孩子“带回江城市”的最高理想还是断然放弃了这桩婚事。之后的事实证明，正由于母亲的断然放弃才有了1980年10月的举家“返城”和本人18年后的“故里东归”。
再次，是能以“超人智慧”化解来自四面八方的“媒妁之围”。人生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面对媒妁纷至沓来给一个本不想纳亲的人争当“月老”时也就变成了“灾难”。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物极必反”吧！那时的我也就虚岁刚满20，但却以“情商高、会处事、文笔口才出众”闻名十里八乡。就为这，一些颇有胆识的女孩都把争取母亲“首肯”做为主攻目标。她们有的亲自登门“毛遂荐婚”，有的通过“媒妁之言”搭建鹊桥。一时间，我家的“门坎”反倒被纷至沓来的“媒人”给踩平了。不瞒大家说，当时这种情况简直把我妈都愁“蒙”了。为了摆脱“媒妁之围”，聪明的母亲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分置策略”。即将上门求亲者分成两类。一类是有背景关系较近不便得罪的尽力予以“婉言谢绝”；一类是关系普通无妨大碍的则一律以“返吉为由”予以“当面谢绝”。正由于母亲以超人智慧和理性做法正确处置了上述问题，终使我家在未伤及大多数求亲者自尊心的前提下成功化解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媒妁之围”。
自打我家从苏可搬到腰杭乃那疙瘩，继父便被直接编入了腰杭大队第二生产队。时任政治队长郭福，40多岁的年纪，长得慈眉善目，办事沉稳老道，颇有章法。生产队长名叫沈玉堂，50左右岁的“老庄稼把式”，说话瓮声瓮气，一看就是个“很压茬”的主儿。全队有31户人家共72个整劳力。大家伙每天上工收工都由生产队长沈玉堂负责召集。队部在屯子中央广场旁边有个专门的大院，正对大院门口有一眼安有“辘轳把”的水井。在大院门口的旗杆上还吊着一个“铁犁铧”。每逢队里开早会、周三政治学日或召集社员集体出工会有专人敲响犁铧及时发出“召集令”。自打来到腰杭乃后，我继父自然就成了这个政治生产集体的一员。每周至少要参加劳动满三天，非极特殊情况不允许请假或由家人代工。
记得刚下放腰杭乃那会儿，正赶上队里分配继父与另外一个叫“黄六子”的“屯痞”一起跟车往地里送粪。当时继父已经56岁了，且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一坐车就“颠当颠当”地爱迷糊。但毫无同情心的黄六子可不管那个，每次粪车一到地里，他就把膀一抱坐在车上抽烟让继父一个人往地垄沟扒粪。干得慢了偶尔他还会不干不净地“损”上几句。一次出工，继父因没来得及换下被母亲熨得“板板”的干部服就跑来跟车了。这下可捅炸了黄六子的“肺管子”，气得他竟当着很多人的面指着继父的鼻子骂道：
“于大头！你他妈了个巴子的，是不是觉得你还在吉林监狱当科长呢？瞧瞧你那德行！哪像个骑着地垄沟捡驴粪蛋子的农村大爷！”说罢还从车上抓起一把粪土扬到了继父的身上。
面对黄六子的当众羞辱，这要放在解放初期那会儿继父或许会按耐不住火气一枪崩了他。但转念一想自己眼下的身份于是又咽下了这口气。
可恶之人往往都是登鼻子上脸的。见继父“鼠眯”得连话茬儿都不敢搭，为进一步显摆自己“能耐”，这黄六子竟肆无忌殚地走到继父跟前还“啪”地抽了继父一个“脖溜儿”，并又随口骂了一句：“你个老不死的东西！”
然而，继父依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地站在马车旁楞怔地看着黄六子。只是心中燃烧的怒火顶得他脚跟好像有些发飘……终于，他血流上涌，眼前一黑，“忽悠”一下栽倒在旁边的粪堆上……
这时，只见郭沈两位队长闻声从队部院里跑了过来。他俩一边安排马车把继父往村医陈国顺那里送，一边指着神色有些不安的黄六子就是一顿怒骂。黄六子自知理亏，故也低着头部长有“脓疮”的脑袋没敢和两位队长再掰扯什么。
继父被拉到村卫生所后，经陈国顺一量血压，方知高压已达210。多亏陈国顺施救及时，否则老命休矣！打这以后，郭福队长再也没有给继父安排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充分体现了一位政治队长对下放老干部理应给予的仁爱礼遇。
做为一个下放家庭，自打我家来到腰杭以后许多生活上的问题仍需身为一家之主的继父带着我们小哥仨一并克服解决。为此，他老人家在高血压病情显见好转后又带着我们陆续干了“三个大活”：
第一个大活是“坐水种自留地”。继我家落户腰杭第二生产队后，队里给我家分了二亩自留地用于种粮种菜丰富歺桌供给。记得那是个“芒种好耕田”的一天，继父带领全家人携带各种“家什”去“坐水种地”了。“北大荒”的春天十年九旱。由于墒情不好，不坐水种地就很难抓到“全苗”。故要获得好收成就必须把“坐水抓全苗”摆上春耕第一位。在种地过程中，继父对一家5口人作了如下劳动分工：即由他跟我负责豁垄、刨埯；老五老六端锹上粪；接着4人担水抬水灌埯；最后由母亲点种、踢土埋埯、踩埂。经过两天的紧张劳动，我们一家人不仅收获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人生道理，而且还解决了冬贮土豆、大萝卜、大白菜等今冬明春所吃蔬菜大问题。
第二个大活是“拽着大耙搂柴禾”。从刚搬到赵俭家的第二星期天开始，母亲曾连续三天为继父和我们哥仨烙好白面糖饼和用暧壶灌好热茶，以备在搂柴过程中吃喝“打尖”。当时继父定下的目标是：搂足240帘子柴禾，要用带挎杠马车可以拉回2车烧到上秋。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我们爷四个就各扛大小耙子走上了去往南边毕家岗子与腰杭中间的那片草甸子。
初春时节的“北大荒”不同江浙一带的春季。此时杭州正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美丽时节。而远在北国的关东莽原此时却刚刚泛出一点点绿意。草甸上的和风在时急时缓地吹拂着，天空干净得几乎看不到一片飘动的云彩。这是个春日里不可多见的好天气。
没用太长时间，我们就锁定了“开耙搂柴的“甸区”。还好，这片区域柴草“挺厚”，是一些比较“抗烧”的倒伏秋蒿并间杂少量芦苇，而且“塔头墩子”也不是很多。继父和我使用的是拖着“草帘子”的大耙搂柴禾的。每走20分钟才能搂满一帘子柴草；老五和老六因个头力气太小只能先用小耙搂，然后传堆，最后用绳子一捆又一捆地往家背。就这么着，我们爷四个搂了整整3天，刚好搂够了240帘子柴禾，随后向二队沈玉堂队长及时请车把柴禾拉回家中垛在了院外的一处空场上。在此期间，老五老六还额外背回柴草20捆，及时帮助家里化解了烧柴的燃眉之急。在此过程中，每当我们爷几个黄昏回到家里时，母亲都会提前烧好开水帮我们烫脚并挑开脚泡，及时解除疲劳，消除脚痛。由此可见，母亲虽未身临草甸搂草，但她付出的辛劳同样是我们完成这次“大活儿”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第三个“大活儿”是“抠碱土抹房子”。搬到腰杭以后我家先是借住赵俭家的房子。当时的腰杭有个规矩：即凡借房住户是需要无条件地替产权人承担一年一度“抠碱土抹房子”这档子事的。在当地，抠碱土抹墙、抹房盖既是保护房子经久耐用的一种手段，也是每家每户春季必作的“一门功课”。所以，按照乡俗，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跟继父随着二队派出的一班马车也赶去才力“太平山”抠碱土”了。别看太平山碱土资源随处可见，但你不能随便乱抠。因为抹房的碱土对ph值是有特殊要求的。碱大了抹墙龟裂容易渗水；碱小了泥不吃墙不保温，所以只有选择碱性适中的碱土才能抹出好房子。
到了才力太平山之后，我们是在一个被各方争相取土的碱坑中抠的“中性碱土”。然后返还家中便开始拌上“洋就”提前把碱泥“闷”上了……
第二天，我叫来了同学张玉喜、沈洪昌、邢福林等和我们一道开始抹房子。继父领着张玉喜和邢福林在房顶负责抹房盖；我和沈洪昌在下边一个“扒泥”，一个往房顶甩泥。经过2个小时的紧张劳动很快就把房盖给抹完了。随后房上和房下的人又重新分成两组同时抹墙。又经过2个多小时的劳动，大家终于干完了这个最能考验人类极限体能的繁重体力劳动……
1971年北大荒的夏秋相交季节，是绝对令人烦恼的。最热的时间段是下午两点左右。天气热得有时能让人喘不过气来不说，若这时你去室外茅坑大便不被恶狠狠的蚊子把屁股给你“叮”出几个包来都是便宜你。只记得当年东屋赵俭的老丈母娘不止一次地自言自语道：“今年的三伏天热得蹊跷噢！老天爷，你可千万别起什么么蛾子哟！”
说来也怪，那一年的伏里老天都把庄稼旱“傻”了。大田里的包米都打了“缕儿”，眼瞅着收成就要“泡汤”；我家那2亩自留地好歹因不是岗地没有“全军覆没”，但收成肯定要减产一半。为了在家中避暑，继父专门为俺小哥仨买回了一口大缸放在院子的压井旁。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前一缸水用来浇菜园抗旱，然后再压一缸凉水。就这样循环往复，连避暑冲凉，顺带浇园抗旱“一星管二”，着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一创举曾被屯里的不少人家纷纷效仿。
有一天，当我正在水缸边举盆冲凉的当口，继父手里拿着两封被拆看过的信回到家中。不大一会只听母亲高兴地趴着窗户朝我喊：“老四呀！你姐和你哥来信了！快给妈念念看她（他）俩都说了啥？”
我深知，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淑峰姐和三哥贵章，母亲是成极挂念了。实事求是地说，除了当娘的其他任何人（包括父亲）是体会不到她那“十指连心”的感受的。
进了屋子以后，母亲让我先念三哥的来信。因为这是三哥1971年给家里的第一封信。姐姐在此之前已来过两封了。她只想迫切知道倔犟的三儿可能出现的新情况。随后，我展开信纸大声念道：
亲爱的妈妈及远在异乡的各位弟弟：
你们好！
首先请原谅我自打春节到现在才给你们写第一封家信。这首先是我的不对。故恳请你们谅解！
眼下，我的人生已扬起新的“航帆”。即随着我的同学们已开赴磐石县朝阳山公社红五月大队二队，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光辉革命道路！在这个新的十多个人的特殊群体里（集体户），我仍任一户之长。相信从这一天起我可以和户里所有的同学一样能够正式走上自食其力的人生之路。
亲爱的妈妈，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用他写下的光辉诗句告诫人们“天若有情天宜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一定会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农村天地，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争取早日把自己锻炼成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一个真正远离了低级趣味和有益于人民的人！
此致
再一次地祝母亲身体健康！祝各位弟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您的不孝儿：贵章
1971年7月27日
当我读罢三哥的来信，母亲早已是泪流满面。但看得出那是喜悦的泪花，是感情得到慰藉后那种被置换出来的莫名情愫的自然流露。接下来，她开始让我接着又念起了淑峰姐写来的家书：
尊敬的继父、亲爱的妈妈、各位弟弟：
你们好！
自苏可一别又半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变幻，我们三地7口之家的生活状况似乎又都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听孝章来信说，咱家又被二次下放到一个叫腰杭乃的地方。不知到那生活怎样？我的观点是生活苦点累点都不可怕。只要能活出一个人的尊严就好了。但愿打这以后我们在这方面都能实现一些新的改变。另外得知母亲已有5个月的身孕。万望做好安胎、保胎之事，切不可干太重太累的家务活儿。
贵章已经步我后尘到磐石朝阳山红五月大队插队落户了。在途经明城火车站时我们姐俩还匆匆见了一面呢！黑瘦黑瘦的，明显看出他患有典型的“营养不良症”。父母不在跟前，就我这当姐的离他近，以后还真得多管管他了。
我这里一切情况安好。生活上能吃得饱穿得暖。一落户明城大队，我就跟大队书记的女儿党英处成了“铁姐妹”。为此，在这里有党英罩着也没有任何人敢欺负我。所以你们就对我放一百个心吧！
此致，
祝你们一切安好！
淑峰搁笔于午夜时分
1971年7月28日
从我刚刚读过的两封家书中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同是儿子和女儿写来的家信，但语气、风格迥异。三哥的信充满“阳刚之气”，可谓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但虑事欠周，没有对继父给以足够的尊重；淑峰姐的家书行文真挚感人，给人以不乏“孝女、小棉袄、大姐大”的多重暖心感受。当我把这封家书读完后，别说母亲早已哭成了泪人，就连我自己的心也几乎被姐姐的真情实感给彻底揉碎了……